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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史的“環境”問題

來源:UC論文網2019-04-02 13:29

摘要:

  [摘要]關于環境史中的“環境”問題,學界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混亂,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梳理。環境史并非完全等同于環境的歷史,學者們在重視環境的同時不應忽視文化。變態與常態環境應給予同樣的重視,深入開展常態環境之研究很有必要。環境的豐富內涵需理清,環境的古與今、實與虛、遠與近等幾組關系都應深入探究。  [關鍵詞]環境的歷史;變態環境;常態環境;環境的內涵  [中圖分類號]K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

  [摘要]關于環境史中的“環境”問題,學界認識還存在著一定的混亂,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梳理。環境史并非完全等同于環境的歷史,學者們在重視環境的同時不應忽視文化。變態與常態環境應給予同樣的重視,深入開展常態環境之研究很有必要。環境的豐富內涵需理清,環境的古與今、實與虛、遠與近等幾組關系都應深入探究。


  [關鍵詞]環境的歷史;變態環境;常態環境;環境的內涵


  [中圖分類號]K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848(2012)01-0031-08


  [作者簡介]趙九洲(1980―),男,河北武安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天津300071)


  一、環境史與環境的歷史


  我們知道,圍繞人類社會由文化主導還是由環境主導的問題,歷史學界曾進行過長時間的論戰,這場論戰以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式微而告終。此后,傳統史學重人事而輕自然的傾向遂越來越強烈,自然環境逐漸成為歷史事件可有可無的背景與點綴,很多時候,自然環境因素完全被排除在歷史學者的視野之外。


  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上世紀后半葉環境破壞問題的日漸突出,環境因素在歷史演進中的重要作用又逐漸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到,傳統史學的傾向有必要加以糾正,重新肯定自然環境在史學中的地位已經刻不容緩,于是環境史應運而生。①


  但是,自環境史興起以來,由于相關學者異幟高標,大力宣揚自然環境對歷史進程的重要影響,使得學界對環境的認識又出現偏差。不管是環境史學者,還是非環境史學者,大都抱有這樣的一種觀點,認為環境史就是環境的歷史,所要研究的對象主要就是森林植被、土壤狀況、水文條件、動物分布、氣候干濕、氣溫冷暖等外在自然的空間布列與時間演變,而這些自然條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我們應該承認,環境的歷史是環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抽掉環境的歷史,環境史也就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但是,環境史卻又不僅僅是環境的歷史,其內涵要豐富得多。環境之外,社會層面的諸多因素也在我們的考慮之中。環境史要改變傳統史學重人事輕自然的弊病,但這并不意味著環境就要重自然輕人事,矯枉而不能過正,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環境史關注人類社會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是環境參與下的歷史,絕非僅僅是環境本身的歷史。


  梅雪芹認為,環境的歷史包括“作為自然史研究領域的環境的歷史”和“作為‘社會的歷史’之研究范圍的環境的歷史”,而“作為人與自然之關系研究領域的環境史”與環境的歷史“的關鍵區別在于它對人和自然的看法,這就決定了我們在研究人與自然相互影響的歷程時,會以一種具有特色的人與自然互動的視角來重新解釋歷史和人事”,其主張頗有見地。①


  要理清環境史與環境的歷史之間的關系,我們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其一,研究的主題上,自然與社會并重,環境因素與文化因素不可偏廢。我們的目的在于把自然重新引入歷史學的范疇以更好地理解社會,絕非只是為了探究環境而探究環境。我們將構建一種自然――社會二元一體的觀察視角與理論框架,深入論證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剖析環境與文化互相影響、互相制約、互相塑造、互相馴化的歷史發展脈絡。


  其實,對于環境史的旨趣的探討歷來比較多。李根蟠較早提出的“自然進入歷史,歷史回歸自然”就很有見地,正如他所概括的那樣,環境史把“歷史研究中一度被人為地從自然中抽離出來的人類社會,被重新放回大自然當中,放回它事實上不可須臾或離的地球生物圈當中”,而自然環境是“一種積極的能動的因素,是參與歷史活劇演出的演員”。②王利華也指出:“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而環境史也“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③另外,鄒逸麟、朱士光、侯甬堅、包茂紅、高國榮、梅雪芹等學者也都有較多探討,不再一一贅述。可見,環境史的諸多領軍人物雖未對環境史中的“環境”加以明確的界定,但大都對環境與文化之關系有一較公允的界定。至于學界普遍存在的誤解,應是言者無意而聽者有心了。


  要之,環境史的研究主題是極為廣泛的,如果只注意到環境而輕忽文化與社會因素,環境史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其二,從論證基點上看,較之傳統史學的一大不同是,我們重新審視環境在人類歷史上的重要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要貶低文化的作用,把環境作為所有歷史現象的終極決定力量。所有的歷史現象都不是單線條的,任何用單一的原因予以解釋的企圖都是不可取的。


  就國內的情形來看,非環境史學者對環境史的抵觸情緒仍比較強烈,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認為環境史在宣揚環境決定論。相對于極度彰顯文化在社會演進中的重要作用的傳統史學,新生的環境史自然不能不為環境的重要作用而搖旗吶喊。但是,闡述與論證時,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現象還是很普遍的。國外不少環境史經典作品中環境決定論色彩極為濃厚,如克羅斯比(AlfredW.Crosby)、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等人的著作就是這樣。①國內不少學者也呼吁用環境來對若干重大歷史事件重新進行解釋,并積極將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由此來看,圈外學者指責不少環境史學者的學術中或多或少都有些環境決定論傾向,也并非空穴來風。


  盲目強調環境的作用,我們可能又陷入環境決定論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從而使闡述流于刻板,不僅不能得出全面、立體、準確的歷史圖象來,亦且難于自立于史學之林。環境史要健康發展,就必須化解非環境史學者的抵觸情緒,而理清環境決定與文化決定的關系顯然是當務之急。有人指出,“環境史學者在堅守自己的學術方向、強化自身特色的同時,亦須積極地切入主流史學中的相關論題,推進環境史與其他史學分支之間的溝通和聯結,這是環境史學者今后必須努力開展的工作,也是這門新興學術最終躋身于主流史學高廟大堂的必由之路”。②


  實際上,圈內學者也并沒有否定文化的重要作用,在文化與環境兩者關系的處理上,絕大多數學者并沒有走極端,正如休斯(J.DonaldHughes)所言:“雖然對一個學者來說不偏不倚總是比旗幟鮮明要難,但很多環境史學家發現他們自己還是持折中的立場。”③也早有國內學者進行了定性:“盡管環境史將眾多自然事物和現象納入研究范圍,且過去幾十年的工作是以此為主,但決不輕視對人的歷史探討,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講述和詮釋‘人類的故事’,只是講述和詮釋所采用的立場和方式與以往歷史研究有著明顯不同。如果將人類排除在外,環境史將失去靈魂。”④


  所以,認為環境史奉行環境決定論,是不少學者的錯誤解讀。我們要在強調環境作用的時候,避免對文化的作用選擇性失明。


  其三,從學科的長遠發展來看,如果僅僅圍繞著環境本身打轉,環境史可能永遠無法掙脫歷史地理的束縛。即使轉換了思路與理念,也可能會走出歷史地理的窠臼,又入生態學與環境科學之甕。


  就目前的情形來看,多數環境史作品中環境與社會兩張皮,環境成為主角,而社會則淪為背景與點綴,很多時候我們是在借環境史的新瓶裝歷史地理之舊酒。近來,不少學者倡導將生態學作為環境史的學理基礎,并進行了有益的嘗試。⑤但若仍然不能很好地整合環境與社會關系的話,我們或許又有為生態學與環境學所束縛的危險。如何在研究理路與敘述模式上既確保歷史的厚重感與縱深感,又寫出鮮活靈動的新意來,還需學界同仁進一步探討。


  二、環境的兩種狀態


  正如上文所述,由于多數人將環境的歷史等同于環境史,所以已有的環境史成果往往只關注環境本身(包含人影響下的環境)。國內學者對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的探究仍不夠。


  仔細分析可知,影響人類之環境狀況大致分兩種:一為常態環境,一為變態環境。所謂常態環境,是指長時間持續穩定存在的環境狀況,人類置身其中受到長時間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如山地或平原的地貌、土壤、水文、氣候等都有較穩定的特征,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會選擇相應的生計方式來應對。變態環境則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急劇的變化而持續時間卻有限的環境狀況,人類生產、生活會受到劇烈的沖擊從而產生巨大的變化。如災荒、瘟疫發生時,社會組織、規范與秩序都將受到嚴峻的挑戰。


  應該說,常態與變態之環境對人類社會都很重要,都值得我們深入探究。不過,就目前的情形來看,絕大多數的研究成果是在探究變態之環境在人類社會中的投影,如災荒、疾疫等對人類的影響;而常態的環境對人們的影響,歷來關注者甚少。


  早在環境史興起之前,對變態環境之研究就已經蔚為大觀了。毋庸諱言,災荒史、疾病醫療史都有其獨立的發展演變軌跡,其起源遠早于環境史。只是,后起的環境史試圖將它們整合到自己的旗幟下,以構建更寬闊的學術疆域。這一整合既壯大了環境史研究的隊伍,又為相關研究打開了全新的局面。因為,用環境史的學術理念去審視舊命題,為災荒史、疾病醫療史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我們也應該繼續開展對變態環境之研究,但是,我們若只滿足于此而不嘗試進行突破,則可能又陷入借環境史的新瓶裝災荒史、疾病醫療史的舊酒的陷阱中。更致命的是,我們的視野將受到蒙蔽,思維將受到約束,書寫手法也將受到掣肘,這顯然是不利于環境史的健康發展的。同時,變態環境是暫時的,而常態環境則是長久持續的,我們朝夕相伴的是常態環境而非變態環境。所以,在變態環境之外,常態環境更值得我們下大功夫花大力氣去探究。竊以為,常態環境才是最能彰顯環境史魅力的地方。


  那么,如何開展常態環境之研究呢?筆者以為,應該更多關注環境與民眾的生計問題,從最基本的生活層面出發探究社會狀況。有學者認為:“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兩個方面,一個是活命,一個是保命。當我們把人看做最自然的一部分的時候,我們要考慮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活命就要吃東西,就需要食物,那么可以以此看為人類生存的一個起點。人類生存于有限的環境之中,生命需要有所保障,這就是我們常提到的醫療體系、保險體系,當然戰爭、國防也應歸入這個保護體系之中。人類社會作為環境系統中的一部分,應該怎樣延續下去、怎樣演化發展,就是環境史應該研究的內容。”①所以,某種程度上說,環境史也是資源史與生計史。從資源與生計的角度出發,把握常態環境對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塑造作用以及人們對環境的適應、改造與突破,無疑是開展常態環境研究的重要方向。


  開展常態環境之研究需要在哪些方面進行嘗試呢?②筆者醞釀了幾點構想,分述如下:


  其一,從飲食的角度切入,探索特定環境狀況對人們經營并獲取食物資源方式的影響。常態之環境給傳統時代飲食風格與格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很有必要作深入的探究,遺憾的是,絕大多數學者只關注文化層面的問題。較早把視野從文化拓展到環境且取得較大成就的當推王利華,他探究的側重點雖仍舊是在文化,卻給了環境以較重要的地位。其專著開篇即專列一章探究環境狀況對人們食物生產方式的影響,接下來的諸多章節對環境的關注也隨處可見,這項研究為學界進一步從環境史的角度探究飲食問題提供了極大的便利。①該書出版已過去十個年頭,但尚未出現可與之比肩的后續著作。我們相信,這依舊是一個大有潛力可挖的研究領域,期望能看到更多經典作品。


  其二,開展水資源史研究。傳統的水利史研究關注技術也好,探究地方社會也罷,雖也觸及水在人們生計中的重要性,但對環境與民眾的生計問題關注還不夠深入。如果引入環境史理念并采用常態環境的視角審視當前的研究狀況的話,我們將會看到,很有必要把關注的主題從“水利”擴大為“水資源”。倘若我們能夠擺脫僅僅著眼于治水、漕運、灌溉的局限,大力開展生計層面的飲水、取水、禮儀習慣、思想觀念、水力利用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必然能得到一幅更加逼真更加立體的歷史圖景。②


  其三,從能源的角度切入,探究能量的獲取與流動。近年來,為了更好地界定環境史的對象和范圍以推動研究的深入開展,部分環境史學者引入“人類生態系統”的概念。③人類生態系統一如別的生態系統,物質循環與能量流動是至關重要的兩大功能,而能量是最核心的問題。就目前情況來看,除了人自身所需求的糧食問題之外,亟需深入探討的課題有燃料、畜力的利用情形與常態環境之間的關系。


  其四,開展人居環境史研究。學界一直有人在關注人類的居住狀況與環境之間的密切聯系,涌現出大量的成果。但國內從環境史的角度深入探究的作品,筆者尚未見到。近年,城市環境史在西方發展迅速,美國學者馬丁?麥樂西(MartinMelosi)是代表人物,他在理論基礎、概念界定、功能發揮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④國內這一領域關注者并不太多,希望能有更多學者進入并推出優秀作品。城市環境史之外,村落環境史的研究也大有可為。實際上,考古工作者對史前人類聚落的研究已經具有環境史的色彩,我們可在這一方面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并把視野從史前延伸至歷史時期。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LeRoyLadurie)的名作《蒙塔尤》(Montaillou,villageoccitande1294&1324)的環境史色彩已經非常濃厚,該書的第一部分用七個章節對蒙塔尤附近的生態環境狀況作了全面的解構,但這些探究更多還是為了后文對社會狀況的分析營造背景,環境與社會的整合上較之此前的研究并沒有實質性的突破。⑤如果用新思維新理路去探究村落,我們一定能寫出若干堪與《蒙塔尤》媲美且更具環境史風味的經典作品來。


  其五,在環境史視野下探究禮儀習慣。禮儀習慣不僅僅是文化現象,也是環境現象,它們往往為一定的環境狀況所塑造,又反過來對環境施加深刻的影響。這方面已有不少學者作出了研究,如尹紹亭對云南少數民族地區刀耕火種與相關禮儀習慣的研究,王建革對江南望田頭習俗的研究,王利華對端午風俗的研究等都非常精彩。①引入常態環境的思維,我們會發現這一領域仍有大量的文章可作。


  其六,開展關于生態環境的思想觀念之研究。唐納德?休斯認定,環境史研究分為三個層面:一是環境對人類歷史的影響,二是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及環境的反作用,三是人類的環境思想。②前兩者國內學者關注已經頗多,而思想層面的關注還很不夠。休斯認為,環境思想“包括自然研究、生態科學,以及諸如宗教、哲學、政治意識形態和大眾文化等思想體系如何影響人類對待自然的各個方面。不關注這方面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就無法理解地球及其生命系統發生了什么”。③特定的思想是在特定的環境狀況下興起的,用常態環境視角梳理環境思想,這也應當成為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思路之一。


  總之,若能對變態環境與常態環境給予同樣的關注,積極開展常態環境方面的研究,環境史研究必將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環境的幾組關系


  從大的方面來看,環境應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兩個層面。社會環境姑置不論,但就自然環境而言,其內涵也有深入探究的必要。以開闊的眼界去審視的話,我們會發現,人們不僅受到置身其中之環境的影響,還受到過往的環境的影響;不僅受到真實環境的影響,還受到文學作品與文化建構所營造或賦予的虛幻環境的影響;不僅受到近距離接觸之環境的影響,還受到遠處環境的影響。所以,對環境史中的環境必須要有更全面的認識,須知古環境、今環境、真環境、虛環境、大環境、小環境、內環境、外環境都應包括在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領悟環境史的真諦,寫出既厚重又不失靈動的好文章來。


  筆者試著對環境史中“環境”的豐富內涵作一初步的探究,以期為環境史的進一步發展貢獻一份力量。


  (一)環境的今與昔


  1.歷史時代之環境與史前時代之環境


  探究歷史時代之問題,自然應關注歷史時代之環境狀況。但是,研究某時代之問題若僅僅關注某時代之環境,則往往難以得出真正深刻全面之見解。對于環境史研究而言,史前時代的環境絕不容輕視。祖先所生活的環境通過文化演繹與生理遺傳深刻地影響了后代的生產生活,我們的很多喜好與憎惡都留有祖先生活情狀的印記。


  心理學研究認為,童年經歷對人有深刻的影響。或許可以類比一下,整個人類的“童年時代”的生活經歷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后來的生活狀況并映射到我們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過分析童年生活經歷,能找出人類的心理狀況與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因;而深入探究早期人類的生活情狀,也會找出很多文化現象形成的前世因緣。撥開技術進步加諸我們身上的層層迷霧,我們會發現,現代人依舊有很多很多的特點與先民非常類似。要知道,人類在叢林與荒野中生活了上百萬年,而農業時代才一萬多年,工業時代更是只有三百多年,在我們心靈中留下的印記的深度,工業時代不如農業時代,農業時代又不如前農業時代。如果平心靜氣地仔細聆聽的話,或許我們都能聽到自己血脈深處還有祖先留下的樂符在永不休止地跳躍。


  人類對周邊環境因素的喜好與憎惡之情往往可用追溯的方法找到答案。把當代人類的若干特征與千百萬年前的祖先聯系起來,似乎有些荒誕不經,但筆者認為還是很有道理的。


  所以,要做好環境史,通古今環境之變與不變都非常重要,史前環境問題絕不容忽視。考古學與古生物學、古氣象學方面的相關成就,我們應該認真借鑒,以期為我所用,更好地闡釋相關命題。


  2.置身其中之環境與曾經生活之環境


  探究某一人群之思想與行為時,當然要關注他們正置身其中的環境,但如果不推展開來探究他們曾經生活過的環境,仍不能正確理解人們的所作所為。宋以前中原官員到邊遠地區任職時,以中原環境狀況為范本嘗試改變任所地區的環境,進而變“蠻夷”為華夏,即為人們曾經生活過的環境對其深遠影響的例子。相關的例子非常多,這里不一一列舉。


  元明清以來,隨著南北經濟狀況的大逆轉,轉而有人主張以南方環境為樣本來修整北方之環境。王培華注意到,江南官員多極力倡議在畿輔地區發展水利。南方農業生產效率遠高于北方,經濟更比北方富有朝氣,這些強烈的反差不可避免地給南方學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長期生活在南方的水鄉澤國,耳濡目染,繪制藍圖時自覺不自覺地也要以江南農業生產模式為底本。江南河港湖汊縱橫交叉,灌溉農業發達,于是他們極力主張在北方興修農田水利,變北方的旱作農業灌溉農業。南方地區以稻作為主,產量極高,于是他們又主張在北方推廣稻作,變低產的旱地種植結構為高產的水田種植結構。①


  可見,不考察人們曾經生活過的環境,顯然就無法理解他們對現居環境的認知模式與應對方式。所以,注重某一時期某一個人或某一群體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時,上溯此前他們所生活之環境狀況是很有必要的。


  (二)環境的實與虛


  人類朝夕相對、為其所塑造并對其施加影響的當然是實實在在的環境,環境史探究的主要對象自然也應該是真切存在的環境。但是,若把目光僅僅停留在真實的環境上,仍然難以把握人類思想、行為與環境之關系的全貌。深入探究的話,我們就會發現,人們不僅僅與真實環境展開互動,也與虛幻的環境有密切的關聯。


  人類是一種文化的動物,他們可以通過文化來建構虛幻的環境。當然,虛幻環境以真實環境為藍本而構造,其中處處都有真實環境投下的影子。但虛幻環境卻不完全等同于真實環境,它超出真實環境之外,雖然往往只存在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卻會對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產生制約作用,最終通過人們的活動回饋到真實的環境并對其產生深遠影響。


  總體而言,與人們關系密切的虛幻環境有兩種。其一為文人雅士所建構的文學虛幻環境。為什么我們對松、竹、梅、菊有著獨特的情感呢?為什么鴻雁、春蠶、秋蟬、鴛鴦、仙鶴、梅花鹿、蛙鳴、風雨都能觸發我們別樣的情懷呢?為什么我們會格外向往山水與樓臺亭榭呢?因為,一代代的文人在它們身上投注了太多的主觀印象,具體的事物由其本來意義升華為抽象的文化意念與符號,深刻影響了我們的精神世界,同時又對我們改造環境的行為產生深遠的影響。


  其二為宗教人士所建構的神異虛幻環境。無論是基督教所宣揚的天堂、地獄,還是佛教聲稱的極樂世界、阿鼻地獄,亦或是中國人傳統信仰中的天人感應、陰陽五行,都對人們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這種宗教性的認知顯然對真實環境與人們的行為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佛教的不殺生觀念一定程度上減少了信徒對周邊環境的破壞,而先秦時期人們按照時節安排生產活動也使得環境所遭受的消極影響大大降低。關于先秦人們的環境理念,近來關注者頗多,從環保的角度探究古人的行為雖未必合適,但卻為我們探究真實環境與虛幻環境間的關系提供了極大的便利。①


  可見,梳理清楚真實環境與虛幻環境之間的關系也是很有必要的,物質世界與精神世界中的兩個環境彼此間的互動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探究,環境史的研究應該進一步深入精神的層面。筆者堅信,不久的將來,這一方面必然會有大批厚重的成果涌現出來。


  (三)環境的遠與近


  進行微觀區域的環境史研究時,自應以該區域的環境為關注的重點。但若僅僅關注小區域之環境,也會出現偏差。仔細考量的話,就會發現,人們不僅與身邊之環境聯系密切,也與遠處之環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生態系統有著精細復雜的結構,某一部分的變化會在整體中產生連鎖反應。所以,局部環境的改變往往會產生多米諾骨牌的效應,從而對遠處的環境產生一定的影響。很多時候,某地環境之變化的因由不能僅從本地來尋找,遠處環境所扮演的角色也應給予高度的重視。在傳統時代,較典型的是黃土高原上的植被破壞,當地的水土流失加劇的同時,對黃河中下游與海河流域也產生明顯的影響,那里地表淤積與抬升的速度大大加快。自隋以后運河水道不斷東移,北方地區興修水利工程越來越困難,都可以從這個角度尋求解釋。


  進入工業時代,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資源的流動越來越便捷,而人們與遠處環境的關系更為密切。我們生活在某個地方,但我們同時也在世界范圍內許多地方的環境上打上自己的印記。我們汽車中的汽油可能采自中東、拉美,我們家具中的木材可能取自亞馬遜熱帶雨林,我們冶煉鋼鐵的礦石可能來自澳大利亞。環境遠與近之間的界限,在當代變得越來越不容易分辨了。


  此外,環境自身的某些變化更是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某一地區氣候的變化可能與全球洋流循環模式有密切聯系,如人盡皆知的厄爾尼諾現象與拉尼娜現象即是如此。而劇烈的地質變化也會產生全球效應,如1815年印尼的坦博拉火山大爆發導致世界范圍內的“無夏之年”,②亦可見遠處環境之重要性。


  總之,探究區域環境史時不能只抓一點而不及其余,遠與近的關系必須擺布好。由近及遠,以遠識近,不僅要窺一斑而知全豹,還要知全豹以窺一斑。


  此外,還應加以區分的有環境的大與小、內與外等幾組關系,由于相對容易把握,且限于篇幅,這里就不再一一深入探討。


  綜上,本文剖析了環境史與環境有關的三個問題,分別考究了環境史與環境之關系,環境的常態與變態之關系,環境的諸多內涵等,指出研究中存在的若干認識偏差并提出相應的對策。筆者相信,只要對環境史的“環境”問題形成全面清晰的認識,無限遼闊的天地就一定會呈現在我們面前,而環境史也定能進一步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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