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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大文 與婚姻家庭法的“姻緣”

來源:UC論文網2019-04-02 17:19

摘要:

  在參與起草現行婚姻法的過程中,他曾填補其空白,并且見證了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科的發展歷史,畢生致力中國婚姻家庭法的教學、研究、立法與推廣  儒雅的老人個子說不上高大,甚至還得說是清瘦,然而這位“中國婚姻家庭法先生”有著飽經風霜的厚重人生。透過他那寫滿“川”字的額頭,似乎能看到歲月的滄桑。在他的眉宇間,我們捕捉到堅毅的神韻。在他的眼神中,我們看到了睿智的輝光。  楊大文,這位婚姻家庭法學界泰斗級專家...

  在參與起草現行婚姻法的過程中,他曾填補其空白,并且見證了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科的發展歷史,畢生致力中國婚姻家庭法的教學、研究、立法與推廣


  儒雅的老人個子說不上高大,甚至還得說是清瘦,然而這位“中國婚姻家庭法先生”有著飽經風霜的厚重人生。透過他那寫滿“川”字的額頭,似乎能看到歲月的滄桑。在他的眉宇間,我們捕捉到堅毅的神韻。在他的眼神中,我們看到了睿智的輝光。


  楊大文,這位婚姻家庭法學界泰斗級專家經歷并且見證了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科的發展歷史,畢生致力中國婚姻家庭法的教學、研究、立法與推廣,為中國親屬法學人才的培養和法制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流離顛沛的早年生活


  在楊大文眼里,家鄉常州是歷史文化古城,人文薈萃,底蘊深厚。采訪期間,楊大文向我們自豪地介紹起并稱為“常州三杰”的瞿秋白、張太雷和惲代英。在對這塊靈杰之地充滿敬意之余,我們笑言楊先生是“常州四杰”之一,楊大文連連擺手:“慚愧!慚愧!”不過,看得出作為常州人的他為故鄉而驕傲,特別是家鄉這塊土地上出了那么多舉足輕重的“書生”,成為家鄉這部大書的“封面人物”。


  楊大文在家排行老大,下有大弟楊大受、妹妹楊梅、小弟楊大偉。接受采訪時,楊大文說:“我父母是在做青年工作中認識的,父親較長時間在香港工作。抗戰期間,其實我兄弟姐妹比較多,有些出生不久就托付給鄉親帶,后來不知死活,也找不到了。”


  1937年冬,楊大文隨母親和出生不久的大弟及祖父母、曾祖母、叔叔共7人逃亡至上海法租界。第二年,楊大文進入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所辦的薩波賽小學讀書,胡文耀時任校長。在這里,楊大文讀了兩年多,“上海租界后來被日本人占領了,我們日子不好過,在1942年又回到了常州,住在常州茭蒲巷6號,這是我外婆家的房子”。


  不久,楊大文進入茭蒲巷小學堂(現常州市實驗小學)讀書,跳級進入四年級學習。每天,楊大文背著書包上學堂,只有10分鐘左右的路程,有時在家就能聽到小學堂里傳出的鐘聲。


  1944年,楊大文的父親楊濤(字迪先)放棄在香港會計事務所的工作,與楊大文的母親劉嫻取得聯系,“一起到大后方蘭州會面,我的一個姨父那時在蘭州工作”。到蘭州后,楊大文進入由湖南同鄉會辦的文襄小學讀書。


  抗戰勝利后,楊家只有一個心愿:回家!的確,故土難離,由于戰爭,他們遠離家鄉,但是思鄉之情時時縈繞在心頭。于是,楊家把帶不走的東西都送人,值錢的東西也廉價變賣。可是,“車票、船票很不好買,我到蘭州志果中學又讀了半個多學期”。


  后來,一家人揣著“難民證”(即“資譴證”)踏上了返鄉的旅程。“坐長途汽車,花半個多月從蘭州輾轉顛簸到了重慶。”楊大文記得,坐的是淺黃色的木炭車,廂式呈長方形,似現今的“中巴”車大小,全靠燃燒木炭作“油料”而行,沿途不時地停車加炭、加水。一路上木炭車的發動機聲如雷響,轟轟隆隆,震耳欲聾,面對面說話都難以聽清。可乘坐10余名乘客,車搖搖晃晃,顛顛簸簸,緩慢前行。一遇上坡路,簡直像是老黃牛拉破車,氣喘吁吁地爬行。木炭汽車動力不足,駕駛員就叫乘客全部下車減輕車載重量,還要乘客搭手推車,一群男男女女推的推、拉的拉,累得大汗淋漓,“一路也很驚險”。


  “到了重慶,父親的朋友、貴州大學的校長約我父母到貴陽,父親任貴州大學教授兼總務長。1946年上半年,我進入達德中學讀初中一年級下學期,家住富水中路。為了父親教學方便,我們全家后搬至貴陽市花溪的靜暉村住,直至解放。”1946年暑假,楊大文報考貴陽市清華中學。這是當年為教育青年抗戰救國而誕生的私立中學,幾年時間就辦成貴州省中學中聲譽遠播、家長爭相送子就讀的上乘學校。時任貴州省財政廳長周詒春為學校董事會董事長,他是我國德智體“三育并進”教育方針最早倡導人之一,校長是抱著“教育救國”思想的清華大學畢業生唐寶鑫。


  楊大文順利考入這所精英教育學校。楊大文在這里讀了3年,讀到了高二上學期。


  早年,楊大文酷愛文學,曾參加清華文學會,擔任學生刊物《狂飚》的編輯。清華中學學生也并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啃文理書,學生的思想比較活躍,當時大家都比較關心國事,追求光明,普遍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辱國不滿,收聽解放區電臺的廣播,同學間常流傳一些解放區的消息。“清華中學有一些地下黨的活動,圖書館也可以看到解放區的進步刊物。”有的老師在課堂上公開抨擊時弊,宣揚解放,得到學生的共鳴。在這種氛圍下,楊大文政治上追求進步,積極參加有關活動。


  脫下戎裝成為“婚姻家庭法先生”


  1949年11月15日,貴陽解放。作為校學生會負責人之一的楊大文組織軍民聯歡。期間,楊大文得知部隊準備招收一些思想進步的知識青年到二野軍政大學五分校深造,于是報名。經過考試,他如愿考上五分校,在《新黔日報》公布的榜單上,看到自己是第2名,十分興奮。一想到自己馬上就要成為軍大的一名學員,楊大文當晚失眠了。然而,他最終沒能進入軍大。


  一天,二野五兵團十七軍五十一師政治委員兼獨山軍分區政治委員張光華看到楊大文,于是問他年齡多大。看到眼前的楊大文有知識且十分年輕,于是張光華直接安排他到十七軍文工團報到。楊大文無條件地愉快服從。“我在十七軍文工團歌劇隊、歌舞隊待過,寫過小劇本”,不過,多半時間是參與組織、發動農民群眾建立農協與村政權,完成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廢債)以及征糧等任務,直至實施土地改革。


  1952年,貴州剿匪基本結束后,二野決定調一部分有知識、有文化的戰士到大學進一步深造。于是,楊大文等近200人被抽調到西南軍區所在地重慶報到,在華西大學(后更名為華西醫科大學)學習,楊大文記得學過高等代數、幾何等課目。


  1952年秋,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招生組到四川招生。“我們近200人一個個談話,招了近一半。當時,我想到人民大學外交系讀書,可是招生的說外交系已招滿了,并說法律系與外交系差不多,于是我就陰差陽錯地進入了人大法律系。”到1952年,中國人民大學初具規模,設有9個系。該校法律系成立于1950年,是新中國誕生后創立的第一所正規的高等法學教育機構,后被譽為中國法學教育的“工作母機”和“法學家的搖籃”。從此,楊大文開始孜孜不倦地在法苑耕耘,長達半個多世紀。


  由于新中國剛成立,還沒有自己的法學教育師資,學校就邀請蘇聯專家前來指導,幫助中國培養社會主義法律人才。當時人大法律系本科生學的課程全是蘇聯法律體系和法學理論,如蘇維埃刑法、蘇維埃民法、蘇維埃勞動法等,培養方案也基本與莫斯科大學一樣。作為調干生的楊大文是人民大學的第三期學生,也是班上年齡最小的。他對法律專業十分感興趣,可是當時能讀到的有關法律方面的書籍太少。好在法律系有個資料室,盡管書少得可憐,但是去看書也不用什么手續,正值求知欲旺盛的楊大文一有時間,就往資料室跑,在書架上翻來找去,幾乎把能找到的與專業相關的書都讀了個遍。


  當年,很多學生被抽調出來,一邊向蘇聯專家學習,一邊給中國學生講課,也教也學,教學相長。大自己5歲的刑法老師高銘暄(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對自己影響很大,不論是學識還是他獻身法學事業、潛心耕耘探索的精神讓楊大文印象深刻。新中國民法學的開創者和民法學理論奠基人佟柔當年是《中國民法》和《婚姻法》教員,他獨到的見解或論述對楊大文自然有直接的影響。


  1956年,楊大文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留校任教,被分配在民法教研室蘇聯民法組,他的學人生涯就此展開。中蘇關系破裂后,蘇聯專家學者陸續離開,中國教師開始給研究生上課。“當時,法律課很難講,很容易按蘇聯的教材講。那個時期,婚姻家庭法不是獨立的課程,是民法的一部分。”為此,楊大文“現燉現賣”,自己看過教材后加上一些資料然后再給學生講。


  汗水潤澤桃李蕊


  從1957年開始反右派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政治斗爭氣氛高漲,法律專業內容被大大削弱,科研成果很少,法學界有很多人被劃成了右派分子,法律課老師一般多講政策少講法律,僅僅涉及司法實際中比較突出、嚴重的犯罪。楊大文說,作為民法一部分的婚姻家庭法“上不了綱”,相對還好講一些。當年,楊大文還研究、教學過商法、知識產權法等。


  1966年開始的“文革”給中國人民大學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大批干部、教師遭到批斗,各級黨政組織陷于癱瘓,全部教學、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不久,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通知中國人民大學停辦,中國共產黨親手創辦的、具有30多年光輝歷史和優良革命傳統的中國人民大學被解散了。1969年11月,楊大文完全脫離了講臺,隨同全校教工到江西省余江縣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勞動,接受勞動改造,“當過運輸工,管過果園、茶場”。1972年11月,楊大文回到北京,1973年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全體人員調到北京大學法律系擔任教學工作。


  1977年9月,鄧小平提出:“人民大學是要辦的,主要培養財貿、經濟管理干部和馬列主義理論工作者。”1978年3月,中共中央指定成仿吾、郭影秋負責籌備恢復中國人民大學的工作。1978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恢復和新建了哲學、政治經濟學、法律等15個系。這時,楊大文在北京大學法律系工作一段時間后終于重回人大法律系任教。


  20世紀70年代末,婚姻家庭法學從“民事政策和法律”課程中分離出來,被列為各法律院系必修的獨立課程。與此同時,不少高等院校開始招收民法專業碩士研究生,婚姻家庭法學是其中一個研究方向。楊大文說,到80年代初,某些院校為該方向研究生開設婚姻家庭法專題研究、中國古代婚制研究、比較家庭法等必修課程;為法律專業本科生開設比較家庭法和家庭社會學等選修課程。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他曾長期主持大規模的法學函授教育,現仍兼任北京人文大學法學院院長。這期間,他組織、編寫了門類齊全,成龍配套的函授教材,該校法律專業先后擁有20余萬學員,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法學函授教育機構。


  20世紀90年代,楊大文開始招收法學博士研究生,是全國率先指導婚姻家庭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導師。在他的指導下,迄今已有數十人獲得法學碩士學位,30多人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楊大文治學嚴謹,待人寬和,善于發現人才并因材施教,與弟子們的關系亦師亦友。經他培育的碩士和博士,有些已獲得高級職稱成為全國重點院校的教學骨干,有些成為法學研究機構的負責人,有些在國家機關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有的成為法律實務界的翹楚,誠可謂“汗水潤澤桃李蕊,心血育出棟梁材”。


  執教以來,楊大文始終如一地致力于婚姻家庭法學科建設,曾先后主編了10余本教材,其中于20世紀60年代末與中國人民大學民法教研室的師長一起編寫的婚姻家庭制度課程教材肇開新中國婚姻家庭法學科之蒿矢。“文革”甫定,法學復興,楊大文即與人民大學教研室同仁一起編寫出版了《婚姻法概論》一書,向剛剛復蘇的婚姻家庭法學教育獻上了第一部教材;嗣后,又于1982年主編了全國第一部統編婚姻家庭法學教材――《婚姻法教程》,該書作為奠定我國婚姻家庭法學教材框架和理論體系的扛鼎之作曾獲司法部優秀法學教材獎。


  在學生眼里,楊大文總是很謙和,很平易近人,跟他討論問題,完全是一種放松的心態,沒有一點壓力。他那種淡泊名利、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的風格,對教過的學生影響深遠。一批批的學生從他這里學到的,除了博大精深的專業知識、嚴謹獨立的治學態度,更有正直、謙遜、誠實、忠厚的做人品格。


  除教學與科研外,楊大文數十年間還多次參與了相關的立法工作。除了參與婚姻法的修改,楊大文還曾作為人口和計劃生育立法規劃組成員和專家試擬稿起草組召集人,主持擬定人口和計劃生育法專家建議稿;也曾擔任婦女權益保障法起草組成員以及該法修訂時專家組成員。除全國性立法外,楊大文還積極參與很多地方法規的起草。在立法過程中,楊大文與學界人士勇于任事,群策群力,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婚姻家庭、婦女保障以及人口立法的發展。三十多年來,他在法制宣傳、法律援助、婦女權益保障等方面也付出了較大的努力。他曾與郭建梅、馬憶南同心戮力發起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專門從事婦女法律援助和研究的公益性民間組織――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并一直參加該中心的工作。他還與有關專家共同發起成立中國婚姻家庭研究會、中國婚姻家庭建設協會;曾主持中國法學會婚姻法學研究會的籌備工作;曾主持或參與主持多次國內、國際的本學科學術會議,如第一、二次全國婚姻家庭學術討論會,中英婦女與法律研討會,中英維護婦女權益制止家庭暴力研討會等。“婚姻家庭”內外的法與情


  我國現行婚姻法在2001年修改之前,僅有關于婚姻成立的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規定,而無關于“無效婚姻”的規定,這是我國婚姻家庭立法中的一大空白。楊大文認為,建立無效婚姻制度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在于維護我國法律的嚴肅性,從另一種角度保護合法婚姻,預防和治理違法婚姻。事實上,中國存在為數不少的違法婚姻,如結婚不登記、早婚、包辦買賣婚姻、重婚、近親結婚等。違法婚姻的存在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如由早婚導致的超計劃生育,拐賣婦女等等。而且,未辦理結婚登記的男女解除同居關系時,女方和子女的權益往往受到較大損害。早在制定1980年婚姻法時,楊大文就提出增加無效婚姻制度。后來,他重新提出,被全國人大法工委采納。他說,建立無效婚姻制度對維護婦女的權益有一定益處。“對于一樁脅迫婚姻,宣布婚姻無效意味著這位婦女還是未婚,而以‘離婚’處理,無疑會給她未來的婚姻生活蒙上陰影。”


  在參與起草現行婚姻法的過程中,楊大文填補1950年婚姻法的空白,增設有關離婚理由的實體性規定,并提出構筑離婚法規體系一定要以保障離婚自由、防止輕率離婚為指導思想。


  晚年,楊大文還在教學、科研、立法第一線,他笑言自己“沒有退干凈”。他的夫人是湖南湘潭人,生于北京,1955年兩人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實習期間認識,后來成為“事業伉儷”。研究婚姻家庭法的他,在記者的追問下,笑稱他們夫婦之間“與普通家庭一樣,也有打嘴官司、鬧別扭的時候”。他說,和諧家庭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在楊大文看來,追求和諧,絕不可回避矛盾。“建設和諧家庭,首先要靠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員之間的愛心和責任感,這種愛心和責任感既是對家庭的也是對社會的。道德的引導和約束,法律的調整和保障,也是建設和諧家庭的必要條件。”美滿的婚姻、家庭是需要經營的,楊大文的經營之道就是:互讓互諒,互敬互愛。正因為如此,他們夫婦自滿頭青絲到兩鬢斑白,婚姻家庭生活一直和諧、美好。


  下圍棋、看小說,是楊大文的主要業余生活。圍棋,在他的業余生活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讓他在紛雜的思維里、繁忙的工作后、悠閑的娛樂中靜下心來。能安安靜靜、痛痛快快地殺上一盤,于他甚是愜意。在他看來,輸贏并不重要,圖的是一種放松的心情,以及與棋友的友情――圍棋帶給自己的更多是棋藝之外的東西。


  “戎裝離身改從文,習法任教煥青春。婚姻法學多創見,探理釋疑造詣深。綠茶紅酒美饈尋,作息破規異常人。圍弈鏖戰忘子夜,佳篇撰就應凌晨。半個世紀勤耕耘,立法中心譽認真。培桃育李人才眾,祝君長壽保健身。”這是著名民商法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趙中孚贈送給楊大文的一首七言詩。正如詩中所言,晚餐后,楊大文經常約清史泰斗戴逸起落黑白枰子,搏殺至深夜,戰后疾書華章見朝陽后始眠。在采訪中,楊大文承認自己的作息與常人不同,他是“晚睡睡起”。作者:余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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